明光宗朱常洛

  【历史上的今天】1620年9月26日“一月天子”、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去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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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620年9月26日明光宗朱常洛(1582―1620年)去世,汉族、明朝第十四位皇帝,年号泰昌,庙号光宗。明神宗朱翊钧长子,母亲孝靖皇后王氏

  朱常洛身世和明神宗一样,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所生。因此朱常洛从小得不到父爱。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,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,拨乱反正,重振纲纪。但每日回宫后却沉于酒色,纵欲淫乐,身体羸弱。

  泰昌元年(1620年)九月二十六日病逝,终年38岁,史称“一月天子”,庙号光宗,谥号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。葬在明十三陵的庆陵。

  出身卑贱

  明神宗的皇后王氏、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(1587)册封后,都无子嗣。万历九年(1581年),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,后来王氏有孕,神宗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,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,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,再加李太后盼孙心切,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。万历十年(1582年),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,于万历十年(1582年)八月生子,是为神宗长子,取名常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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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梃击之案

 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(1615年5月30日),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,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,逢人便打,伤及守门官员多人,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。内官韩本用眼疾手快将持棍男子抓获,宫内才平静下来。事发过后,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、刘成。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,向皇帝哭诉。但是太子差点遇害,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,皇帝无奈,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。郑氏跪拜太子,太子慌忙回拜。最后,神宗与太子不愿深究,以疯癫奸徒为罪名,杀张差于市,由于人证消失,庞、刘二犯有恃无恐,矢口否认涉案。万历四十三年(1615)六月一日,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、刘成处死,全案遂无从查起。史称“梃击案”。(《明史》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,但郑贵妃觊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。)

  但梃击案过后,检讨缪昌期认为“梃击”后台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,于是义愤地说:奸徒狙击太子宫,能以“疯癫”二字开脱乱臣贼子之罪,以“元功奇货”抹煞忠臣义士吗?后缪昌期被阉党陷害致死。

  国本之争

  万历皇后没有子嗣,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,万历十二年(1584)被晋封为贵妃,产下皇二子朱常溆,可惜夭折。皇帝对她宠爱不减,万历十四年(1586)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。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,并借机乞求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,自己则做皇后。两人写下合同,在道教庙宇中立誓。[8] 神宗的承诺,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,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。

  万历专宠郑皇贵妃,迟迟不立太子。朝中大臣纷纷猜疑,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,损害国本。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,奏折累计成百上千,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,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。万历皇帝搁置不管,仍旧宠爱郑氏。

  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就因为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,矛头指向郑皇贵妃,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。到了万历四十一年(1613年),又有进言,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,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,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。

 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,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十月,终于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、三子朱常洵为福王、五子朱常浩为瑞王、六子朱常润为惠王、七子朱常瀛为桂王,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。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,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(申时行、王家屏、赵志皋、王锡爵),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,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充军,整治另外“东林党”。

  恭妃王氏仍旧寂居幽宫,见不到万历帝,整日以泪洗面,流泪度日,渐渐的双目失明了。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王氏薨逝,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,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。再进言,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。

  命丧红丸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七月,皇帝驾崩。八月,皇太子即皇帝位,大赦天下,宣布次年改元泰昌.但却因红丸案驾崩。

 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。朱常洛即位以后,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,朱常洛患病后,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“通利药”,即大黄。大黄相当于泻药。所以,接下来的一昼夜,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,身体极度虚弱,处于衰竭状态。后来,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,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。给事中杨涟说:“贼臣崔文升不知医……妄为尝试;如其知医,则医家有余者泄之,不足者补之。皇上哀毁之余,一日万几,于法正宜清补,文升反投相伐之剂。”杨涟认为,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,应当进补,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,其心叵测。当时,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、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,遍谒朝中大臣,哭诉宫禁凶危之状:“崔文升药,故也,非误也!”

  泰昌元年(1620年)八月二十八日,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,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,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。

  泰昌元年(1620年)八月二十九日,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。太监们不敢做主,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。方从哲说:“彼称仙丹,便不敢信。”接着,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。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,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,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。在安排好一切之后,朱常洛问:“有鸿胪寺官进药,何在?”方从哲说:“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,臣等未敢轻信。”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,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命李可灼入宫献药。到中午时分,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,让皇帝服用。朱常洛服完红丸后,感觉还好,让内侍传话说:“圣体用药后,暖润舒畅,思进饮膳。”傍晚,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。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,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。于是,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。服后,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,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

 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(1620年)五更,朱常洛驾崩。于是,廷臣纷纷议论,指定李可灼、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,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。不过,方从哲、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,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,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。后来,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,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。红丸,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,是用妇人经水、秋石、人乳、辰砂调制而成,性热,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。本就虚弱的朱常洛,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,便暴毙而亡。

 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,享年三十八岁。

  废矿税

  朱常洛即位后便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、税使,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。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,所以诏书一颁布,朝野欢腾。

  饷边防

  朱常洛即位后,便借皇帝遗诏的名义,发内帑百万犒劳边防将士,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,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,让他们犒赏将士;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,沿途支用。朱常洛还专门强调,银子解到后,立刻派人下发,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。

  补官缺

  朱常洛先命令礼部右侍郎、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;随后,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;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,同意将因为“上疏”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。[18] 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官员,像袁可立、邹元标、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是在这一时间被起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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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史书评价

  《明史》赞曰:神宗冲龄践阼,江陵秉政,综核名实,国势几于富强。继乃因循牵制,晏处深宫,纲纪废弛,君臣否隔。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,与名节之士为仇雠,门户纷然角立。驯至悊、愍,邪党滋蔓。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,而不胜忿激,交相攻讦。以致人主蓄疑,贤奸杂用,溃败决裂,不可振救。故论者谓明之亡,实亡于神宗,岂不谅欤。光宗潜德久彰,海内属望,而嗣服一月,天不假年,措施未展,三案构争,党祸益炽,可哀也夫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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